·深圳最早成功的創新案例，并不是基于要改變世界的宏大愿望而成功的，很多人是基于很樸素的愿望，為了改善生活而努力。在過去四十年最初創業的過程中，都是因為市場經濟的環境，導致了這些創業的沖動，而且成就了一批企業。

·“卡脖子”的領域都發生在市場化創新的部分，是成長比較快的部分，受到了關注和壓力，從而形成科技戰，不是市場化有問題。為什么有些領域沒有出現“卡脖子”情況？因為“脖子”都沒長出來，“沒有脖子”可“卡”。

5月19日，深圳市源創力離岸創新中心總裁周路明在復旦大學EMBA前沿論壇暨澎湃新聞“家園計劃”聯合啟動儀式上演講。

“深圳創新模式的話題，是個老話題。但最近幾年在創新領域發生了一些事情，讓我感覺這個話題還是有重復的必要。”

5月19日，由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上海報業集團澎湃新聞主辦的“君子知道”復旦大學EMBA前沿論壇暨澎湃新聞“家園計劃”聯合啟動儀式在深圳舉行，深圳市源創力離岸創新中心總裁、中國源頭創新百人會秘書長周路明在題為《深圳創新的路徑模式》的演講中表示。

周路明歷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長、深圳清華研究院副院長、深圳市科協主席等職，主持制定了深圳市一系列科技創新重大立法、決策研究工作，推動了民辦科研機構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扶持了一批頂尖技術團隊成功實現產業化。圍繞市場化創新以及中美科技戰等話題，周路明指出，市場驅動是深圳創新路徑的重要特征。要解決技術“卡脖子”問題，就要按市場化的方式去組織創新。

深圳為什么能成為創新城市？

周路明認為，深圳能夠成為全球知名的創新城市有五個原因。

第一，香港“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的“三來一補”企業貿易形式，使電子工業向珠三角的轉移，成為深圳創新的第一個墊腳石，是深圳制造業的基石。“制造這個話題對大國來講，在物理世界把一些東西又快、又好、又便宜，并且成規模化制造出來的能力，是一個大國必不可少的能力，這現在成為我們在中美科技戰中對沖美國技術優勢的重要砝碼。”周路明表示，深圳的第一步是走出了制造之路。

第二，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八大金剛”給深圳創新提供了助力，即賽格、中航技、桑達、北方、先科、愛華、中石化、華能。“如果說‘三來一補’帶來的還是很初級的條件和資源，那‘八大金剛’帶來的是我國在存量科技資源里比較有分量的技術、裝備、科技人員。”周路明說，“深圳第一批高新技術企業，幾乎都來自于‘八大金剛’孵化的公司。后來逐步裂變，形成了現在的創新生態。”

第三，“18號文”（《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的出臺，允許科技人員創辦民營科技企業。“這個文件現在看來沒有什么了不起，但當時是石破天驚的事情。任正非提過，他創辦華為也是受此啟發，因為18號文允許科技人員創辦民營科技公司。”

第四，深圳是“移民城市”，深圳官員、創業者、科技人員、生意人士的共同特質是“求變”，這是這個城市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樣的地方，是深圳文化的特征。深圳與香港的差別在哪？“我覺得在文化、人的差別上。”周路明指出，當時香港的市場化程度高于深圳，但是它的人口結構與深圳移民城市的結構有差別。“華強北是怎么起來的？是潮汕一幫做生意的人賣電子元器件做起來的，他們賣得很有章法，而且很多人因此發了財。依托這個電子元器件的賣場，形成了小批量、快速制造的業態，這跟我們說的移民城市結構有很大關系。”

第五，深圳是市場經濟環境最大的受益者。市場經濟的環境是推動創新的源動力。“深圳最早成功的這些創新案例，并不是基于要改變世界的宏大愿望而成功的，很多人是基于很樸素的愿望，為了改善生活而努力。”周路明說，“在過去四十年最初創業的過程中，都是因為市場經濟的環境，導致了這些創業的沖動，而且成就了一批企業。”

市場拉動、需求驅動的創新特征

周路明談到，深圳的創新模式是從技術出發的，沒有大規模的科學實踐，而是技術驅動的市場化實踐。

“大家都認為，從科學到技術是必然的，科學的建立對中國短時間內形成這么大規模的體系當然是非常大的成就，但我們需要意識到，中國需要補工程文化的課，而且需要把解決問題的邏輯帶入科學系統。”他說。

“國家對于創新路徑有標準定義，即成果轉化，這是國家體制安排上非常重要的特征。但深圳的情況不是這樣的，是從市場需求出發推動的創新。”周路明舉例說，“華為和中興最早都是做代理的，在賣產品的過程中，認識了這些產品的性能，并且希望要掙錢，然后開始嘗試做制造。在制造的過程中，為了提升產品的性能，開始做研發，一步一步地成長為國際性的公司。這種案例，在中國這四十年來出現了很多。這是市場拉動、需求驅動的重要特征。”

此外，周路明還認為，由于深圳從技術出發的創新模式特征，產學研合作模式的落地在深圳也有所不同。“我們是產在前面，即產業、企業提出問題，體制內的科研機構和大學來滿足企業這些具體的技術需求。這些技術只要你做出來，就是有用的，因為需求擺在那兒。”

周路明認為，中國市場化創新的快速發展是觸發中美科技戰的原因之一，“卡脖子”的領域都發生在市場化創新的部分，是成長比較快的部分，受到了關注和壓力，從而形成科技戰，不是市場化有問題。“為什么有些領域沒有出現‘卡脖子’情況？因為‘脖子’都沒長出來，‘沒有脖子’可‘卡’。”他表示，未來解決“卡脖子”問題還是要按市場化的方式去組織創新。

而談到市場化創新，周路明認為，市場驅動是深圳創新路徑的重要特征，在市場化的創新中，技術是工具而不是目的，“不是為了做技術而技術”。

周路明還表示，深圳的創新是在開放的過程中學習創新的。中國的創新是跟隨式的創新，所謂跟隨式創新，就是在大多數領域，發達國家知識產權的布局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在這個情況下做創新，你是重復地把別人做過的研發都做一遍，還是選別的路徑？對于跟隨式的創新，為什么過去40年出現了那么多商業模式創新的企業？”周路明問道。對此，他給出的答案是，與研發相比，管理創新可能在某個階段來得更重要。

另外，深圳的部分企業，由于香港“三來一補”的元素，加上港臺投資的觸角，很早就嵌入到國際供應鏈當中。“嵌入的過程就是學習創新的過程。當你要成為國際供應鏈的一環，要經歷非常多的考核和歷練，從研發到管理再到生產線的各個環節，要適應這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應用端也積累了自己的經驗，這些經驗也使美國人現在想把供應鏈從我們這里拿走的時候變得比較費勁。”

在談到中美科技戰時，周路明發現，“過去40年，我們的創新體系是‘兩頭向外’的。科研上，我們跟著發達國家去學習知識、發表論文，這塊做的規模很大；產業上，我們嵌入國際供應鏈去學習創新的知識。但帶來了一個問題，中國這么龐大規模的創新體系里，幾顆巨大的零部件中間是分裂的。”

此外，周路明也談到了深圳的一些短板。“深圳的公司，也是從奴隸到將軍的成長路徑，這跟很多發達國家，尤其是跟硅谷的例子相比，是有明顯差別的。從最早一些做代理的公司，慢慢變成國際上有影響力的公司。從奴隸到將軍的成長路徑，生命力非常頑強。”他說，但這種“叢林英雄”式成長出來的公司，在維護供應鏈和生態意識方面相對要差一些。